“杂家”产生于战国末期，是一个博采各家学说的综合学派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列“九流十家”之一。杂家“兼儒墨，合名法”“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”，反映了封建大一统形成过程中的文化融合趋势。实际上，杂家起初并非一门刻意传承的学派，也无正式名称，直到《汉书·艺文志》首次把《吕氏春秋》归入“杂家”后，这个学派才被正式定名。
一、闲话杂家——博采各家学说之长
杂家，中国一个古老的学术流派，活跃于战国末期至汉初。杂家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，以“兼儒墨，合名法”为特点，“于百家之道无不贯通”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将其列为“九流”之一。
杂家的出现，是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过程中思想文化融合的结果。其实，“杂家”并不是一门有意识、有传承的学派，所以他也并不自命为“杂家”的流派。自从《汉书·艺文志·诸子略》第一次把《吕氏春秋》归入“杂家”之后，这个学派才正式被定名。
战国末期，经过激烈的社会变革，封建制国家纷纷出现，新兴地主阶级便要求在政治上、思想上的统一。在这种呼声下，学术思想上出现了把各派思想融合为一的杂家，杂家的产生，大体上反映了战国末期文化大融合的趋势。
杂家的特点是“采儒墨之善，撮名法之要”。杂家虽只是集合众说，兼收并蓄，然而通过采集各家言论，贯彻其政治意图和学术主张，所以也可称为一家。春秋战国时代，百家争鸣，各家都有自己的对策与治国主张。为了打败其他流派，各学派或多或少地都吸收了其他流派的学说，或以攻诘对方，或以补自己学说的缺陷。然而，任何一个流派也都有其自己的特色与长处，而“杂家”便是充分利用这个特点，博采众议，成为一套在思想上兼容并蓄，却又切实可行的治国方针。
割肉互啖
齐国有两个好赌勇的人，一个住在城的东郊，一个住在城的西郊。有一天，他们二人在路上偶遇，相约一起去喝酒。喝着喝着，其中一个说：“光喝酒没意思，我去弄点儿肉来下酒吧。”另一个人说：“你的身上有肉，我的身上也有肉，你干吗还要另外找肉呢？”那人一听，不甘示弱，立即去准备好了调料。于是两人便抽出刀来互相割下对方身上的肉，蘸着调料吃起来，直到流血过多而死。——引自《吕氏春秋》
据《汉书·艺文志·诸子略》记载，杂家著作有《盘盂》26篇，《大禹》37篇，《伍子胥》8篇，《子晚子》35篇，《由余》3篇，《尉缭》29篇，《尸子》20篇，《吕氏春秋》26篇，《淮南内》21篇，《淮南外》33篇等。
杂家著作以秦代的《吕氏春秋》、西汉的《淮南子》为代表，分别为秦相吕不韦和汉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所集，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，但略嫌庞杂。杂家著作现在只留下《吕氏春秋》《淮南子》《尸子》（原书已佚，今仅有后人辑本）三书。后世有赵蕤所著的《反经》综述杂家。
另外，杂家著作中含有很多道家的思想，因此也有人认为杂家实为新道家学派。例如，《淮南子》在古代就曾被划入《道藏》。而且，胡适先生也曾在其《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》中写道：“杂家是道家的前身，道家是杂家的新名。汉以前的道家可叫做杂家，秦以后的杂家应叫做道家。研究先秦两汉之间思想史的人，不可不认清这一件重要事实。”
二、杂家先驱——秦国宰相吕不韦
吕不韦，战国末年卫国人，杂家的先驱，主持编撰了杂家名著《吕氏春秋》。吕不韦早年是位家累千金的大商人，后来弃商从政，被拜为秦国国相，开创了商人从政的先河。
作为有史以来最大的投机家，虽然几千年过去了，但吕不韦一生的经历，对后人依然有着很大的影响。即使到了现代社会，他的权术、公关手段、自我炒作的广告宣传等做法，仍然是比较前卫的，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。
吕不韦白手起家，在尚未婚娶的年龄就成为赵国首富，其“奇货可居理”论功不可没。为了发展经商事业，他从经济不发达的卫国迁居地处交通要道、各国的名人云集、经济比较发达的赵国。他广泛结交赵国达官贵人和各国的外交使节，在商业上取得了很大成功。
不过，众所周知，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，吕不韦尽管家累千金，但社会地位却很低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，他决定弃商从政。他把奇货可居的经商理论与政治权谋结合起来，直接从高层入手，孤注一掷，把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子楚作为自己进入上层社会的阶梯。
在花费巨资包装子楚的同时，还大演美人计，把自己心爱的女人送给子楚为妻，以博得子楚的欢心。把秦国公子子楚拉入怀抱后，吕不韦凭借其巨大的财力，到秦国都城咸阳四处结交上层关系，大力宣传炒作子楚的能力。他深知枕头风的重要性，拿大笔的金银财宝贿赂秦王宠爱的华阳夫人，成功地使子楚登上了秦王的宝座，成为庄襄王。
吕不韦因拥立有功，被庄襄王任命为丞相，封为文信侯，食邑十万户。庄襄王死后，其年幼的儿子嬴政继位，尊吕不韦为“仲父”。这时候，吕不韦门下已有食客三千，家童万人。因秦王嬴政年幼初立，由吕不韦摄政。
吕不韦的政绩
执政期间，吕不韦以“并天下”为目标，极力使秦国富强起来。他施仁政于百姓，广交宾客，招贤纳士，收李斯为舍人，主持修造了著名的郑国渠，又任用蒙骜为将军，出兵攻打韩、赵、魏，灭东周，取韩国的成皋、荥阳，置三川郡；拿下魏国二十城，设置东郡，为秦国开拓疆土数千里，奠定了统一六国的基础。
吕不韦要权有权，要金银有金银，但他却不满足，因为自己的学问太浅，虽然身为宰相，仍然怕被以后的文人学者瞧不起，毁掉自己的一世英名。于是，他广集满腹经纶的文人学者，专门编撰了以他的姓氏命名的《吕氏春秋》。这部后来流芳百世、千金难改一字的经典之作，也使他的事业达到了顶峰。
后来，吕不韦因叛乱等事受牵连，被免除相国职务，出居河南封地。不久，秦王嬴政复命其举家迁蜀，吕不韦害怕被诛，乃饮鸩而死。
总之，作为一个生活在几千年前的人，纵观吕不韦的一生，他的很多观点，做事的方法，就是到了现代，仍然是比较超前的。以此看来，吕不韦不愧为一位千古奇人，但由于其利欲心太重，不懂得急流勇退之道，最后落了个自杀身亡的悲惨结局，这个教训值得后人深思。
三、杂家名人——西汉淮南王刘安
刘安，影响广泛的杂家名人，曾主持编撰了杂家名著《淮南子》一书。
他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，淮南厉王刘长的儿子。汉文帝时，刘长密谋叛乱，被流放蜀郡，途中绝食而死。他的封国淮南国也被取消，收归中央管理。后来，文帝把原淮南国一分为三，分别封给刘安兄弟三人。刘安还以长子身份袭封为淮南王，当时年仅16岁。
刘安以“无为而治”为治国的指导思想，但他并不一味地因循旧法，而是对道家思想加以改进。他遵循自然规律制定了一系列轻刑薄赋、鼓励生产的政策，善用人才，体恤百姓，使淮南国出现了国泰民安的景象，刘安的治国政策得到了百姓的拥护。
不过，刘安素有政治野心，好行小恩小惠以笼络民心。汉景帝时，爆发吴楚七国谋反的“七国之乱”，刘安曾准备举兵响应，后来因国相反对而作罢。汉武帝即位后，刘安又勾结太尉田蚡，整治攻战武器，以金钱买通各郡国，觊觎帝位。
因此，刘安在广置门客进行“学术研讨”的同时，也在不断地积蓄力量，为有朝一日的谋反做着准备。不过，和自己的父亲一样，刘安的谋反还没有来得及实施，便被门客雷被、伍被，以及他的孙子刘建告密。
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
刘安笃好神仙黄白之术，宾客甚众，其中苏飞、李尚、左吴、因由、雷被、伍被、毛周、晋昌八人才高，称之“八公”。据传，八公合力炼成神仙丹药，刘安吞服丹药后与八公携手升天，余药鸡犬啄食亦随之升天。“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”的神话自此流传千古。
公元前122年，汉武帝以刘安“阴结宾客，拊循百姓，为叛逆事”等罪名，派兵进入淮南，从刘安家中搜出了准备用于谋反的攻战器械，以及伪造的玉玺金印。刘安畏罪自杀身亡，王后、太子被处死，宾客及与阴谋有牵连的数千人都以罪受诛，淮南国从此被废。
据记载，淮南王刘安从小才思敏捷，好读书、鼓琴，善为文辞。他不喜弋猎狗马驰骋，为王40多年来招贤纳士，将淮南国国都寿春建设成为西汉的一个文化、学术、科技中心。
刘安还是西汉知名的思想家、文学家。汉武帝非常欣赏他的才情，曾命他著《离骚体》，这是中国最早对屈原及其《离骚》作高度评价的著作。
刘安还招募天下博学多才的宾客方术数千人，一起研讨学问，著书立说。他们的主要著作20多种，涉及哲学、文学、音乐、自然科学等。其中，又以《内书》《外书》和《中书》最为重要。现在，《外书》已经失传，《内书》又称《淮南鸿烈》或《淮南子》，流传至今。
刘安还曾单独作诗歌《淮南王赋》82篇、《群臣赋》44篇、《淮南歌诗》4篇、《淮南杂星子》19卷、《淮南万毕术》等著作，内容涉及政治学、哲学、经济学、物理、天文、地理、农业水利、医学养生等领域，可谓包罗万象。这些著作集中地体现了道家思想。
传说，刘安还是世界上最早尝试热气球升空的实践者，他将鸡蛋去汁，以艾燃烧取热气，使蛋壳浮升。有趣的是，明朝罗颀在《物原》中提到，《汉书》中有刘安做豆腐的记载。明朝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也说：“豆腐之法，始于前汉淮南王刘安。”现在在淮南市火车站广场前还有刘安的骑马雕像，每年九月有豆腐节。
四、《吕氏春秋》——杂家的治国思路
《吕氏春秋》，又名《吕览》，是一部杂家名著，由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组织门客编著而成。说起这本书的著成，就不能不提及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，以及养士与著书立说之风。
战国时期，养士之风大兴。战国四公子礼贤下土，在各自府中都养着众多门客。吕不韦认为，强大的秦国不能在招贤纳士方面落于人后。于是，他也广招门人，并给予优厚的待遇。一时间，吕不韦门下食客多达3000人，其中有很多文人谋士。
那时著书立说之风盛行，各家学说流行天下。吕不韦认为，真理不可能由一家独占，诸子的学说各有特色，应广采众长。于是，他便命门客综合百家之说，编成了一本涵盖天地万物事理的书——《吕氏春秋》。其中包括八览、六论、十二纪等，共计20多万字。
《吕氏春秋》一书的思想，充分体现出杂家兼收并蓄的特点，并有一定的评判标准。其思想，显然已超越诸家学派的门户之见，博取众长、客观地对待民族文化遗产。
书中强调，“物固莫不有长，莫不有短，人亦然。故善学者，假人之长，以补其短”，并将各家长处总结为“老聃贵柔，孔子贵仁，墨翟贵廉，关尹贵清，子列子贵虚，陈骈贵齐，阳生贵己，孙膑贵势，王廖贵先，儿良贵后。此十人者，皆天下之豪士也”。
杂家广采众长的特点清楚地反映其间，正是本着这种态度，杂家能够客观地对待各派学说，有分析、有鉴别地汲取各派学说之精华，在《吕氏春秋》中形成了独特的见解和思想体系。
《吕氏春秋》在阐释其思想及体系时，并非仅博取众长，陷入人云亦云、毫无主见的状态之中。它认为，以“听众人议以治国，国危五日矣”。
“一字千金”的炒作
吕不韦深知炒作造势的巨大作用，他在《吕氏春秋》成书后的炒作宣传，真让后人自惭不如。他悬赏千金改动《吕氏春秋》一字的举动，以现代人的眼光看，完全是为了炒作自己。几千年前的吕不韦，就有如此超前的炒作意识，如此高明的炒作手段，真是个奇才！
在《吕氏春秋》的思想体系中，老子的哲学思想占有突出的地位。该书的这一特点还表现在：在提及各学派时，一般都按照老、孔、墨……的顺序排列；而在论述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等内容时，则较多地汲取了儒、墨两家以及管仲的思想内容；在哲学思想上，则在对老子的“道”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加以推崇；对于法家思想中的合理部分，也给予了肯定的评价。
《吕氏春秋》在吸取老子顺应自然思想的同时，舍弃其消极避世的成分，并且兼采儒、墨、法、兵诸家之长，初步形成了包括政治、经济、哲学、道德、军事等各方面内容的理论体系。吕不韦编著该书，是为了综合百家之学，总结历史经验，为行将出现的统一全国的专制中央政权提供长治久安的治国方案。
另外，书中还收录了许多当时的旧说佚闻，在理论上和史料上都有很高的价值。不过，由于全书出于众多门客之手，对先秦诸子的思想也有未能融会贯通的地方。
组织门客编著《吕氏春秋》，是吕不韦执政期间所做的一件大事。这部书以黄老思想为中心，“兼儒墨，合名法”，提倡在君主集权下实行无为而治，顺其自然，无为而无不为。用这一思想治理国家对于缓和社会矛盾，使百姓获得休养生息，恢复经济发展非常有利。
《吕氏春秋》既是吕不韦的治国纲领，又给即将亲政的嬴政（后来的秦始皇）提供了执政的借鉴。可惜，由于吕不韦个人的过失，使这部书被嬴政弃用，没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。不过，《吕氏春秋》的价值逐渐为后人领悟，并成为了解战国诸子思想的重要资料。
五、《淮南子》——百家思想的大杂烩
《淮南子》，是一部内容相当庞杂的古代名著，由西汉淮南王刘安“招致宾客方士数千人”编著而成。全书原有《内书》21篇、《外书》33篇，内篇论道，外篇杂说，内容包罗万象，涉及政治、经济、伦理、物理、化学、天文、地理、水利、医学等众多领域，共计20多万字，近代学人梁启超称其为“汉人著述中第一流”的划时代巨著。
令人遗憾的是，今本《淮南子》只剩下《内书》21篇，包括《原道训》《天文训》《时则训》《览冥训》《主术训》《道应训》《兵略训》《说林训》《人间训》等。
该书总结了汉文帝、汉景帝等当权者所提倡、并在统治阶层中长期流行的道家思想，而且糅合百家，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，反映了刘安对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的改良意图。不过，这种改良并未受到汉武帝的重视，更未能挽救黄老之学被儒学所取代的命运。
《淮南子》批判了儒、墨、法诸家的学说，但也吸收了儒、墨的广义之道和法家的术、势之说。书中肯定和发挥了道家的思想和阴阳五行说，但常常自相矛盾，难以自圆其说，且基本上限于简单重复，没有太多的新见解。从这个角度讲，《淮南子》堪称名副其实的杂家之言。
《淮南子》吸取了《老子》《庄子》，特别是《黄老帛书》的思想精华，集黄老学说之大成。它不仅对“道”“天人”“形神”等问题提出了独特的见解，同时又在继承春秋时的“气”说与战国中期稷下黄老之学的“精气”说的基础上，提出了“元气论”的概念和系统的宇宙生成论，对以后的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有重要影响。
思想“大杂烩”
《淮南子》中，拼凑了“无是非标准”的相对主义认识论、“无为而治”的政治主张、“死生一化”的人生哲学、“循性保真”的人性论，以及“衰世生仁义”的道德观。主要表现在“孰是孰非，无所定论”“人反其初，面民性善”“死生一化，万物一方”“欲性相害，不可两立”“凡人之性，莫贵于仁”等方面。
《淮南子》既讲自然之道，也讲治世之道，要求从政者“体道”“得道之水”，提出了“漠然无为而无不为”“漠然无治而无不治”的政治理想。书中认为，“无为”并不是无所事事，无所作为，而是“私志不得入公道，嗜欲不得枉正术，循理而举事，因资而立权”，遵循客观规律。还主张施政之要，在于去掉浮华，达到虚静，从而符合“道”。
贯穿《淮南子》的主线是老庄思想。这是作者企图以老庄思想为主导来综合百家的反映。不过，刘安由于政治上的失意，情绪低落，加上作者群体的复杂性，使他们没有能力把各派的思想综合起来，从而造成了一系列自相矛盾的地方。当然，《淮南子》收集的大量思想资料，对于学术文化研究是有着重要价值的，对它做出科学剖析，具有很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。
作为西汉时期一部影响巨大的社会百科全书，《淮南子》所蕴涵的史学研究价值和丰富的精神智慧，仍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挖掘。
六、德主法辅——融合“德治”与“法治”
先秦时期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主张“德治”，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则提倡“法治”。并且，儒、法两家把德治与法治二者绝对地对立起来。管仲和荀子都曾试图融合儒、法，但都没能作出充分的讨论。杂家沿着管仲和荀子的这一思路，从两者相互补充、相互促进的角度进行了具体的讨论。
杂家对“德政””德治”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，认为以“德”和“义”，而不是以“赏”和“罚”来治理国家、天下，是神农、黄帝之政。这样的国政“四海之大，江河之水不能抗矣；太华之高，会稽之险不能障矣；阉庐之教，孙吴之兵不能当矣”。
另外，儒家的“德治”思想，认为圣王、君主必须“养其神，修其德”和“处平静，任德化”，杂家对这一主张也极为赞赏。但是，他们并不因为“德治”拥有很多优点，就将“法治”一棒子打死。例如，《察今》篇中就明确地指出：“治国无法则乱，守法而弗变则悖，悖乱不可以持国。”即认为法家提倡的变法思想，犹如治国的良医和良药，“世易时移，变法宜矣。譬之若良医，病万变，药亦万变；病变而药不变，向之寿民，今为殇子矣！”因此，杂家认为：“因时变法者，贤主也。”
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
《淮南子·览冥训》中，有“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”的传说，讲的是共工与颛顼争夺帝位将不周山撞倒，天地裂了一条大缝，女娲在高山上架起神火，炼五彩石把天的裂缝补了起来，砍大鳌腿来支撑天，从此天地就永久牢固了。
杂家虽然对儒家的“德政”与法家的“法治”都持肯定的态度，但在对待二者的态度上，却还是有主次、轻重之分的，杂家始终把“德政”放在首位。杂家认为，德政以善于教育而不是以赏罚治国，要比“法治”把“严罚厚赏”作为唯一的治国手段更好。因此，他们提出：“凡刚民，太上以义，其次以赏罚。”
同时，赏罚必须得当，否则将会成为天下大乱的因素。总之，杂家统一儒、法的德政与法治。是以德政为主，以赏罚为辅的，赏罚必须得当，必须符合德政的“德”和“义”的标准才行。
《淮南子》还从治乱兴亡的高度，继承并发扬了儒家的重民思想，认为“为治之本务，在于安民”，并反复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失民心者失天下的道理。此外，它还告诫统治者：“君子之居民上，若以腐索御奔马，若蹍薄冰蛟在其下，若入林而遇乳虎。”因此，牧民之术不可不讲求，更不可不慎重。
基于上述认识，《淮南子》比《吕氏春秋》更加强调对百姓的安抚与教化，甚至认为“民不知礼义，法弗能正也”，视“德教”为“法治”的保证，因此明确主张“立大学而教诲之”。《淮南子》一书的问世，使“德治”大有突破道家窠臼之势，预示着“独尊儒术”时代的到来。
七、多欲多用——综合墨、儒的“义利观”
杂家在义与利的关系上，结合了墨家的“重利贵义”思想和儒家“理义”的思想，提出了“多欲多用”的义利观，进而推出“群利”的主张。
儒家对义、利的关系总的看法是重义轻利，持见利思义、义先利后的观点，而墨家对义、利关系的总的看法是贵义重利，持“兼相爱，交相利”的观点。杂家继承了墨家的义利观，提出了以理义为行为准则，在从事生产管理、人事处理、政治管理中，要以“义”这个“万利之本”去获得“天下之长利”。
对此，杂家有具体的论述。首先，杂家认为，“顺应民心”就是大义：“先王先顺民心，故功名成。夫以德得民心，以立大功名者，上世多有之矣。失民心而立功名者，未之曾有也。得民必有道。”因此，顺民与否是能够“得道”的前提。那么怎样才是叫“顺民之心”呢？杂家认为，必须做到“因民之欲”。如“怜人之团”“哀人之穷”“则名号显矣，国士得矣”。
何谓“多欲多用”
杂家认为，“用民之术”在于“欲多”“用多”。先秦的思想家们一般都把人们的“多欲”看成是有害甚至可怕的。杂家学派则认为：人多欲不仅不可怕，反而可以多用，关键在于善不善于利用。这就是在以承认人们的各方面需要的合理性为前提的基础上，让人们“得欲无穷”，从而“得用无穷”。
杂家在论证阐释了“义利统一”“多欲多用”的基础上，推出了符合封建“大一统”制度的“安必待大”“利小于群”，以及儒家“节欲”的主张。杂家认为：“群之可聚也，相与利之也，利之出于群也。”还指出：“故曰天下大乱，无有安国；一国尽乱，无有安家；一家尽乱，无有安身。此之谓也。故细之安必待大，大之安也必待小，细大贱贵，交相为赞，然皆得其所乐。”
杂家以人群相聚是人性和人的共同利益所致，由此提出了“利出之于群”的观点；又进一步从小利与大利的关系中，强调了天下安定才有国家安定；国安才有家安，家安才有身安，从而得出了“细大贱贵，交相为赞”的结论。当然，这个结论是打上了阶级调和论的烙印的。
杂家也发展了儒家“节欲”的思想。杂家认为，人的欲求即使是合理的，也不能毫无节制地顺欲而行，也要保持“适度”与“适欲”。因为人事是“事随心，心随欲。欲无度者，其心无度；心无度者，则其所为不可知矣。”
所以，“夫乐有适，心亦有适。人之情，欲寿而恶天，欲安而恶危，欲荣而恶辱，欲逸而恶劳，四欲得，四恶除，则心适矣”。
那么，如何使“欲多用多”达到适应呢？杂家认为通过道德教育的途径可以收到“顺应民心”“教变改欲”“学业彰明”的效果。
八、重温经典——《吕氏春秋》里的小寓言
疑人偷斧
【原文】人有亡铁者，意其邻之子。视其行步窃铁也，颜色窃铁也，言语窃铁也，动作态度，无为而不窃铁也。俄而，鈇其谷而得其铁。他日，复见其邻之子，动作态度，无似窃铁者。
【译文】从前，有个人丢了一把斧子。他怀疑是邻居家的孩子偷的，就暗暗地注意那个孩子。他看那个孩子走路的姿势，像是偷了斧子的样子；他观察那个孩子的神色，也像是偷了斧子的样子；他听那个孩子说话的语气，更像是偷了斧子的样子。总之，在他的眼睛里，那个孩子的一举一动都像是偷斧子的。过了几天，他在刨土坑的时候，找到了那把斧子。原来是他自己遗忘在土坑里了。从此以后，他再看邻居家那个孩子，一举一动丝毫也不像偷过斧子的样子了。
【启示】遇到问题要先调查研究再作出判断，绝对不能毫无根据地瞎猜疑。疑神疑鬼地瞎猜疑，往往会产生错觉。判断一个人也是如此，切忌以自己的主观想象作为衡量别人的标准，主观意识太强，经常会造成识人的错误与偏差。
掩耳盗铃
【原文】范氏之亡也，百姓有得钟者。欲负而走，则钟大不可负；以锥毁之，钟况然有音。恐人闻之而夺己也，遽掩其耳。恶人闻之，可也；恶己自闻之，悖矣。
【译文】晋国的大夫范氏灭亡的时候，有个老百姓得到一只钟，想要把它背走。只是钟太大，没法背。于是就用锤去把它打碎，这样钟又轰轰地响起来，那个老百姓怕别人听到响声来抢这只钟，赶忙把自己的耳朵堵起来，以为自己听不见，别人也就听不见了。
【启示】害怕别人听到钟的声音，这是可以理解的；但捂住自己的耳朵，就以为别人也听不到，这就太糊涂了。
穿井得人
【原文】宋之丁氏，家无井而出溉汲，常一人居外。及其家穿井，告人曰：“吾穿井得一人。”有闻而传之者，曰：“丁氏穿井得一人。”国人道之，闻之于宋君。宋君令人问之于丁氏。丁氏对曰：“得一人之使，非得一人于井中也。”求闻之若此，不若无闻也。
【译文】宋国有一家姓丁的，家中没有井，须到外面打水浇地，因此经常有一个人住在外面。等到他家打了一眼井之后，便对别人说：“我家打井得到一个人。”有人听到这话，传播说：“丁家打井打出了一个人。”都城的人都谈论这件事，一直传到宋国国君那里。宋国国君派人去问姓丁的人家。丁家的人回答说：“得到一个人的劳力，并不是从井中挖出一个人来呀。”像这样听信传闻，不如不听。
【启示】要注意思维及其语言表达的确定性，因为言辞有很多似是而非，似非而是的。是非的界线，不可不分辨清楚，这是需要特别慎重对待的问题。
刻舟求剑
【原文】楚人有涉江者，其剑自舟中坠于水，遽契其舟，曰：“是吾剑之所从坠。”舟止，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。舟已行矣，而剑不行，求剑若此，不亦惑乎？
【译文】有一个渡江的楚国人，他的剑从船上掉进了水里。他急忙用刀在船沿上刻了一个记号，说：“这里是我的剑掉下去的地方。”船停止以后，这个人顺着船沿上刻的记号下水去找剑。船已经向前行驶了很远，而剑不会随船前进，像这样去找剑，不也是太糊涂了吗？
【启示】世界上的事物，总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，人们想问题、办事情，都应当考虑到这种变化，适合于这种变化的需要。办事刻板，拘泥而不知变通是不行的。
九、学点科学——《淮南子》中的天文地理
《淮南子》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，它构思宏伟，内容丰富，涉及天文历法、地理学、化学、物理学等众多学科，保存了大量中国古代的科技知识。
首先，书中不仅详细记载了太阳系五大行星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的运行状况，还有哈雷彗星最早在中国出现的记载：“武王伐纣，东面而迎岁，至汜而水，至共头而坠。彗星出，而授殷人其柄。时有彗星，柄在东方，可以扫西人也！”
该书还首次明确使用物质性的“气”来说明天体的演化，并否定了传统的“天圆地方”思想，指出“天之圆不中规，地之方不中矩”。书中还记载了月亮每月运行的平均值，“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之二十八”，并定出了二十八宿中各宿的距星之间的赤径差数。
该书还第一次完整地记录了二十四节气的名称，与现行的完全相同，只是排序是以“冬至”开始的。书中还存有关于太阳黑子的最早记录，提供材料证明当时人们已使用干支纪年法，记录了通过布帛飘动观测风向，利用琴弦声音和羽毛重量的变化测定大气湿度的方法等。
日中踆乌
《淮南子·精神》中说：“日中有踆乌，而月中有蟾蜍。”因称太阳为金乌，月亮为银蟾。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，太阳中的“踆乌”，就是古人最早看到的太阳黑子。太阳黑子多呈现椭圆形，有的直径几乎相当于十来个并排着的地球，肉眼能够直接看到。
其次，《淮南子》明确指出，要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，因地制宜地安排生产，以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的需要。书中记述了研究土壤侵蚀的情况，指出由于中国地势西北高、东南低，东南地区成为河流所挟泥沙的主要流向和归宿，还提供了营造林木以防治土壤侵蚀的经验。
书中还介绍了不同地域农作物、矿物和珍奇物产的分布情况，并强调了这些物产与地形、土壤和气候的关系。此外，书中还指出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，必然要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。不同的气候、水文、土质，会造成人的体貌差异：东方人体形尖细，小头，高鼻大口，鹰肩，早慧，但寿命不长；南方炎热潮湿，那里的人身体较为修长，大嘴、大眼，成熟早，但寿命短；西方多高山、高原，那里的人脊背弯曲，脖子长，总是扬着头走路，人们勇敢但缺乏爱心；北方寒冷，人的身形萎缩，脖子短，肩宽，愚笨却长寿；中原地区四通八达，人的脸盘宽大，腮帮短，聪慧通达，善于理财。
再次，相当难能可贵的是，《淮南子》还对生命的起源和生物的进化进行了推测，并隐约认识到生物是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。书中首先把生物区分为动物和植物两类，又将动物分为胎生和卵生，人与兽属于前者，鸟、鱼、龟属于后者。
冰镜取火
《淮南万毕术》中载有用冰制作透镜及用其取火的方法：“削冰令圆，举以向日，以艾向其影，则生火。”这不仅记载了一项大胆的科学实验，而且在短短16字中，既写出了冰镜的制法，又写出了用什么材料做火媒和如何取火。
另外，《淮南子》中还有一些炼丹的知识，如炼丹常用的汞、铅、丹砂、曾青、砷、雄黄等物品的性状和变化：汞是由丹砂冶炼得来；曾青溶液与铁发生作用后，其中所含的铜就被置换出来；雄黄燃烧后产生的气体可以杀虫；含砷矿物对人有毒，但可治蚕病等。这些知识的积累，为中国古代化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。特别是“曾青得铁则化为铜”的认识，是中国最早的关于金属置换知识的记录，直接导致了古代中国重要的炼铜方法——胆铜法的发明。
